边境茶的历史

光绪十九年(1893)，中、法双方开始在西双版纳和法属领地接界处重新勘定界碑。法方自持对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有功，要求将易武、象明、倚邦东面十二版纳之一的勐乌、乌德等地划归法属印支版图。云贵总督菘蕃委任思茅同知黎肇元、参将刀丕文为中方勘界委员，会同法方代表巴威勘绘界图。黎肇元来勐乌、乌德前得到清总理衙门模棱两可的电示，又在法方威胁利诱之下，擅自在图内注明：“此图界线系法员自划”字样，后“会同铃印”。当地军政人员、土司和各族群众无不义愤填膺，纷纷上书朝廷，联名控告中方边界代表黎肇元。周边人民自发练兵，准备抗击法国侵略者。1894年，普洱府参将刀丕文离开威远厅（景谷）参加边界会勘，曾率领军队与法军进行战斗，迫使勘界谈判停下来。在黎肇元铃印的地图面前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于1895年（光绪二十一年）5月27日委派庆亲王奕劻、吏部左待郎徐用仪同法国驻北京公使施阿兰签署了《中法续议界务条约》附章五款，将思茅地区的勐乌、乌得、化邦、哈当、贺联、盟勐等地拱手交给法国。车里军民宣慰使刀承恩率员前往争夺，途中被官方阻拦，痛哭而归。
尚勇、勐腊、勐捧、易武各勐百姓奋起保土护界，支持乌得土司召宛纳捧联合勐乌土司向法军武装抗争。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，猛乌、乌得被永远割归法国管理。法方施放排枪三次，以表庆定。当地男女老幼，哭声震天。法国军队进入勐乌、乌德，受到当地群众的顽强抵抗，时间长达十年之久。十二版纳变成了十一版纳，大片茶园被法国殖民者掠夺瓜分，江内十大茶山变成了六大茶山。傣族土司联系汉族李革庭、陈玉成等人密商反抗事宜，不幸事泄被捕，惨遭镇压。人们含着热泪，砍倒茶树，纷纷从勐乌、乌得迁走。清政府意识到方圆八百里的茶山“夷情不服”，以黎肇元“因贻误会印失去土地”，将他革除勘界委员的职务，但仍然保留思茅同知官职。割让土地当天，清政府还与法国签订《中法续议商务专条》附章九款，同意法国在思茅成立领事馆，思茅被开为通商口岸。两年后，思茅海关正式开关，税务司先后由法国人担任，黎肇元为名誉监督。1897年1月12日，思茅海关在易武设分关，对茶叶出口课税。“洋关”，对茶叶增收“落地厘金”，按价值一两银加收二分。由于茶税一再增加，茶农负担越来越重，严重影响了六大茶山的茶叶生产。八百里茶山年产茶叶上万担，勐乌、乌德割让后，销路受阻，产量减到5000担。“北越茶”乘机抢占中国香港、澳门地区和东南亚市场。民国十年（1921），易武至越南莱州茶道开通，销路好转，产量回升到6700担。20世纪30年代后期，法国人禁止茶叶进入越、老、缅三国，茶叶生产下滑，茶庄倒闭，茶农毁茶种粮，茶园荒芜。到1949年，全县仅有茶园2770亩,产茶401担。尽管法国殖民者在土地纷争中掠夺了大片茶园，但还是没有根本改变“北越茶”淡薄的滋味和顽固的“苦底”。从原临安、开化地区引进的茶种同西双版纳的茶种存有差别，加上种植区域环境各异，物竞天择，发生了变异。越南植茶时，炒青技术已经传开。他们不知道，越、缅北部地区间杂生长一种叫伊洛瓦底的茶种，茶新时，舌尖味蕾微麻；陈化后，苦味不散，凝结喉头。尽管有云南大叶种茶拼配，茶种和工艺决定的茶底和口感终归不行。“北越茶”始终未能主导中国香港、澳门地区和东南亚普洱茶市场。清政府意识到方圆八百里的茶山“夷情不服”，以黎肇元“因贻误会印失去土地”，将他革除勘界委员的职务，但仍然保留思茅同知官职。割让土地当天，清政府还与法国签订《中法续议商务专条》附章九款，同意法国在思茅成立领事馆，思茅被开为通商口岸。两年后，思茅海关正式开关，税务司先后由法国人担任，黎肇元为名誉监督。1897年1月12日，思茅海关在易武设分关，对茶叶出口课税。“洋关”，对茶叶增收“落地厘金”，按价值一两银加收二分。由于茶税一再增加，茶农负担越来越重，严重影响了六大茶山的茶叶生产。
八百里茶山年产茶叶上万担，勐乌、乌德割让后，销路受阻，产量减到5000担。“北越茶”乘机抢占中国香港、澳门地区和东南亚市场。民国十年（1921），易武至越南莱州茶道开通，销路好转，产量回升到6700担。20世纪30年代后期，法国人禁止茶叶进入越、老、缅三国，茶叶生产下滑，茶庄倒闭，茶农毁茶种粮，茶园荒芜。到1949年，全县仅有茶园2770亩,产茶401担。尽管法国殖民者在土地纷争中掠夺了大片茶园，但还是没有根本改变“北越茶”淡薄的滋味和顽固的“苦底”。从原临安、开化地区引进的茶种同西双版纳的茶种存有差别，加上种植区域环境各异，物竞天择，发生了变异。越南植茶时，炒青技术已经传开。他们不知道，越、缅北部地区间杂生长一种叫伊洛瓦底的茶种，茶新时，舌尖味蕾微麻；陈化后，苦味不散，凝结喉头。尽管有云南大叶种茶拼配，茶种和工艺决定的茶底和口感终归不行。“北越茶”始终未能主导中国香港、澳门地区和东南亚普洱茶市场。（转帖）